三起三落不改爱国之心,被踢出局后,他创办的企业市值近6000亿 |艾问人物
来源:艾问 作者: 艾问人物
2020-07-23 17:06:46

摘要 : 人的维度,远超所有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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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半导体之父”、中芯国际创始人、连续创业者、爱国企业家,贴在张汝京身上的标签很多,但在《艾问人物》看来,他择一事,终一生,只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普通人”。

在张汝京的人生路上,摆着几份重要的选择。每一次,他都选了那个更加艰难的,每一次,他都不曾后悔。

尽管人无完人,张汝京身上也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他对半导体事业的专注,他的爱国之心,他对“中国芯”的贡献。

家国

“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张锡伦对儿子张汝京的这句发问被世人广为传知,从中也可窥见张汝京的家国主义的源头。

来自家庭的爱国情结,让张汝京每每面临个人利益与家国大义的选择时,都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

第一次,是被中国电子代表团的那句“我们在北京等你”种下种子,回到祖国创办了世大积电。

第二次,是在台积电没有兑现“世大的第三个工厂,必须要建在大陆”承诺时,放弃金钱股票毅然裸辞,举家迁到上海去办厂。

第三次,是在张忠谋的一再进攻之下,选择妥协,离开了一手创办的企业。转头又重新开始,继续为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谋划,建国内首个IDM厂。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张汝京在后来的采访中感慨。

为了中国芯片业,他甚至放弃了台湾身份,九年不能回到故乡。

不过,这份代价从他出生之前,就已确定。爱国,是种在他骨子里的。

张汝京的父亲张锡伦早年从中国第一所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了上海的一家炼钢厂工作,是当地有名的炼钢专家。

抗战爆发后,张锡伦随着上海工业的西迁到了重庆,其所工作的炼钢厂被编入了兵工厂。战火中,张锡伦先生指挥炼钢,刘佩金女士(张汝京的母亲)钻研火药,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输送抗战物资。

1948年1月,张汝京出生于南京,没满周岁就在襁褓中随父母去了台湾。父亲张锡伦到台湾的时候,还带着当年建造钢铁厂的200多名大陆技术人员,为台湾早期冶炼技术打下了基础,成了当地冶炼技术的“扛鼎”人物。

张汝京母亲参与创办金陵女中,在教育上颇有见地,她从小要求张汝京刻苦学习,学好本事报效国家。

张汝京从小学直到大学都是在台湾读的,到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后留学去了美国,此后又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工程科学硕士,南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

1977年,29岁的张汝京就进入当时赫赫有名的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工作。

当时,德州仪器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代表着芯片行业最高的水准。初出茅庐的张汝京,顶头上司是行业顶尖大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发明人之一杰克·基尔比。

那时,华人芯片之父张忠谋已46岁,经过10余年奋斗,已成德州仪器第三号人物,时任公司副总裁,二人并无交集。他们恩怨直到多年后才会一一展开。

张汝京从研发设计工程师干起,不断在半导体行业摸爬滚打,并参与建设了全球10多家大型芯片厂,锋芒初露。


(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选择

1996年,中国电子代表团到德州仪器总部参观,问张汝京:“你愿不愿意回国?”,并在临走前留下一句“我们在北京等你”。

那时,张汝京便在心里默默做了选择:要回国建厂。

1997年,他返回台湾,在投资人的助力下创办“世大积电”,很快,世大半导体就建起了两座工厂,一举成为岛上第三大芯片公司。

彼时,昔日上司张忠谋创立的台积电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企业,占据了世界半导体芯片69%的市场份额。

对于张汝京的能力,张忠谋十分清楚:他不能让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壮大,而后超越自己。


(台积电创始人 张忠谋)

于是他绕过张汝京,直接与世大半导体的股东谈判,以50亿美金,高出世大身家8倍的价格买下世大。而张汝京却一直被瞒着,到最后一刻才得到消息。

张汝京无奈只得同意被收购,但他有一个附加条件:“收购完成后,世大的第三个工厂,必须要建在大陆。”没有人反对这个附加条件,收购也很快顺利完成。

但张忠谋的台积电却迟迟没有兑现承诺。

感到失望的张汝京决心辞职,台积电不同意,并威胁说“如果离开,你在台积电的大量股票将被收回!”

张汝京答:“那就,不要了!

钱、公司和股票都不要了,张汝京毅然来到上海,准备建厂。为了表明自己在上海建厂的决心,张汝京让全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90岁的老母亲都迁居上海。

张汝京做出了第二个重要选择,这是他人生的重要分叉路口,也是后来他和张忠谋在世人眼中形象的分界线。

2000年以前,中国半导体事业愁云密布。20多年的技术攻关、数百亿的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些落后的二手生产线,被寄予厚望的半导体企业最后只剩下上海华虹一个独苗,还只是个及格生。

在国外“瓦森纳协议”的捆绑,以及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中国大陆的集成电路产业走得步履蹒跚,“908”和“909”两个“中国芯”工程均陷入困扰中。

2003年中芯国际第二次募资后,张汝京一方面在北京投资建设12英寸晶圆厂,一方面以低价购入摩托罗拉在天津的8英寸工厂。

不到四年时间,中芯国际拥有了4个8英寸厂、1个12英寸厂,一路势如破竹。

苏飞龙在《股权战争》一书中写道,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要耗资数亿美元,一条12英寸生产线要耗资近10亿美元,更别说多条生产线同时开建了。中芯国际的投资规模,使其产能得以迅速进入全球半导体代工行业的前三甲,仅次于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及台联电。

到2009年已在上海、天津、北京、深圳拥有多座晶圆代工厂,并托管经营成都成芯和武汉新芯的生产线,芯片加工技术从最初的0.35微米推进至45纳米。

中芯国际的崛起让众人看见张汝京的爱国之心,更让“中国芯”看到了希望。

风波

但是在这欣欣向荣背后,张汝京却深陷旋涡与风暴之中。

中芯国际刚刚成立之时,由于中国大陆缺乏高端的半导体人才,原班人马基本上都是张汝京从原世大积电(此时已经属于台积电)挖了一批原先的部下过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芯国际的管理层班底核心都是台湾人马。这为日后的官司埋下了引线。

2003年底中芯国际即将上市时,台积电开始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及窃取商业秘密。

双方的知识产权拉拉扯扯近2年,2005年1月才达成庭外和解:中芯国际要赔偿台积电大约1.75亿美元。

张汝京也对外界坦陈:“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当初从台积电招聘的工程师习惯了台积电生产线的操作方式,因此来到中芯国际之后照搬了对手的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

自从2005年达成和解,中芯国际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运营体系,张汝京坦言:“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2005年,中芯国际在8英寸生产线还没完全消化的情况下,仓促建起12英寸厂,当时张汝京就说,“大家都知道公司这样做,马上会从赚钱变成不赚钱,但是为了产业使命我答应了。”

2006年8月,台积电再次以中芯国际不遵守和解协议为由,将其告上法庭,指责中芯国际在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中使用了台积电技术。对此,中芯国际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加州展开了反诉。

这场官司又持续3年。2009年11月3日,加州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中芯国际不得不重新寻求和台积电的和解。

张汝京则被迫离开一手创办的中芯国际,时年他已61岁,他的工程师生涯在世人看来就此终结。

由于巨额赔偿,中芯国际融资和扩张能力基本为零,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中芯国际创下亏损超30亿元的记录。

随后的动荡又加重了中芯的困境。2011年6月27日,中芯国际董事长江上舟突然因病去世。

中芯国际管理层出现严重动荡,大量中层技术骨干流失,公司一度陷入停牌。2011这一年,中芯又亏损了15亿。

(来源:东方财富网)

直到2011年8月邱慈云博士获委任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公司才开始重回正轨。依靠国有资本压住的阵脚,元气大伤的中芯国际开始步入重振士气的阶段。随后几年发展,中芯国际的内部股权调整和董事会斗争逐步进入尾声。

2014年,5年的竞业禁止条款刚到期,张汝京立刻重出江湖,在上海成立新昇半导体公司,生产单晶硅棒,以满足我国芯片行业对硅晶圆的需求,这一次,张汝京依然选择了产业为先。

2014年-2017年,国家集成电路投资基金(大基金)成立,中芯国际也获得巨额资金扶持。

2018年,中国进口3121亿美元芯片,已经是全球最大集成电路消费市场,然而只大还不够强,核心技术缺乏,产业链不完整。

从2018年的中兴事件、晋华事件,到华为及其关联企业被列入美方管制“实体清单”,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之争渐渐浮出水面,越来越多有识之士明白,只有独立创新,才能摆脱困局,中国的芯片产业需要加速前进,摆脱“缺芯少魂”的束缚。

2018年,在山东青岛,张汝京成立芯恩集成电路公司,成为国内首个IDM厂商。但张汝京还想要再填补一个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空白——建起一家先进的IDM企业。

尘埃落定,张汝京的人生几起几落,但他仍未失斗志,仍未忘初衷,即使年逾古稀,依然在重新出发,而他离开的舞台中芯国际也迎来了新的巅峰。

2020年4月9日,华为麒麟710A面世,这款芯片是华为设计、中芯国际代工,是真正的中国芯;7月16日,中芯国际回归A股,截至昨日收盘,中芯国际股价79.57元,市值5907亿元。

目前,中芯国际目前在纯晶圆代工领域排名全球第四、大陆第一,此次科创板上市,仅用时29天,可见国家之器重。不少人称,官宣断供华为芯片的台积电站错了队,未来也许会丢失中国这片市场。

台积电与中芯国际近20年的较量还在继续,舆论的风向已开始转变。

恩怨

“在这个行业,如果认真较劲起来,任何两家有点规模的公司都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中芯国际老员工黄原曾分析道。

张忠谋为何要与中芯国际死死纠缠?

2000年,中国政策颁发了半导体业发展的政策,吸引了大批资金注入,中国半导体产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

但同时期的台湾,为了保护岛内经济,对支柱的芯片业一直有种种严格限定,审批条文繁复苛刻。

张汝京是台湾半导体界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因此成为颇受中国政府重视的创业者。中芯国际的第一大股东为大唐控股,第二大股东为上海实业,分别是中央和上海国资委的直属企业。

张忠谋2002年便向台湾当局提出在大陆投资的申请,第二年才得到批准,直到2005年才得以把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转移至上海松江。

张忠谋的台积电是台湾高新技术企业的代表,被盯得很紧。尽管有心在大陆开疆拓土,但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张汝京的中芯国际日渐壮大。

2004年,台积电的市场占有率降到5年来的最低点,而中芯国际短短三四年已经达全球6%,居全球第四。完全无视台湾技术输出禁令的张汝京在大陆站稳了脚跟。

这种对比,也许让张忠谋觉得被背叛了。

而在台湾同行看来这是破坏规矩,一不顾到同行利益,二不顾和台湾当局达成的共识。

张汝京独自吃大陆的蛋糕,似乎掀起了同行的恨意。惩戒“规矩破坏者”成了他们的共识。

从张忠谋打官司的节奏便可看出其手腕,恰逢中芯上市之际提出诉讼,而后一年再找出证据,其后又再度发起长达3年的官司,直至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后才作罢,其步步紧逼的节奏,纠缠7年的耐心,似乎不仅仅带着维权的意味儿。

不完美

在与昔日上司张忠谋的较量上,也可窥见张汝京的不擅权谋,遵循大义,从他的种种选择来看,他是一个被使命感驱动的工程师,而不是一个企业家。

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工作有使命感,对国家有强烈的归属感,对亲友充满信任,这份“信”是他披荆斩棘的利刃,让他振臂一呼,便有百人追随,但这份信,也让他曾被人诟病任人唯亲,管理不当,也是阻碍他向前的绊脚。

重情谊,却耳根子软,这让他在人才管理上颇显不足。

《艾问人物》了解到,2000年他来大陆创办中芯之时,一批世大的旧部跟随他来到上海,对这些嫡系,他的个人感情很深,给予很大的权力与信任,即使才德不济之辈,他也宁愿用闲职养着。

一有争议,这些人就越级上告到张汝京那里,“他(张汝京)的耳根子很软。这让管理层夹在中间很难做事”。

据数位员工透露,中芯某一负责安保的高层是张汝京的亲信之一,“啥事不干,作风很恶劣,我们90%的员工都对他不满,他还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女儿都塞到公司的要职上。要知道,他的薪水是我们这些人的几十倍。”

另一方面是基层员工的极度不满。中芯国际在行业内一直是员工流失的重灾区。相比同类公司,薪酬、福利、晋升等毫无竞争力,住房、在岗培训类的福利政策受益面很窄。公司内部流传着张汝京的一句名言——“不用怕人走,再招就是了。”

按理,芯片人才比其他行业更看重工作经验,一般工作两三年才能较好地保持产品的良率。频繁的员工跳槽给中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困扰。早在两年前,黄原的“徒弟”就赶鸭子上架当了北京12英寸工厂的技术主管。因为缺乏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工厂事故不断。

中芯国际对干部本土化问题从未给予重视。全公司1000多名台籍员工占据了绝大多数管理岗位。出身上海某名牌大学的黄原曾几次和台湾同事竞争相同岗位受挫,对方工作能力、态度、学历样样不如他,但是“台湾籍的人上位就很快”。

由于张汝京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芯国际内部因此笼罩着一股信仰文化的色彩。公司流传着一种说法,晋升到一定级别后,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很难获得重用。公司员工为了取悦大老板、以获得提拔的机会,迅速皈依受洗的不在少数。

这些问题曾给中芯带来不少弊病,也反映出他在企业管理上的不足,但没人可以否认他给中国半导体行业带来的贡献,他为这份事业所做出的的牺牲与割舍。

《无限游戏和有限游戏》一书写道:“当一个人被他人以头衔相称,人们的注意力便放在了已经结束的过去,关注的是一个已经终结的游戏。”

张汝京并不完美,但褪去光环,他的名字已被大家真正记住,而他也将以他的名义继续奋斗下去。

网易有道CEO周枫曾说:

技术原本只是一把锤子,使命感才是这把锤子最终可以带来什么价值的最终解,这个问题在当今技术和互联网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位技术工程师虽然可能每天都周旋于程序、语言、算法,心里始终都要明晰一件事:我所从事的事情是否真正推动了正向的社会进步。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工程师,也适用于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个普通人。

参考:
《半导体教父张汝京 失败者的9年》 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芯”二十年浮沉,独家复盘中芯国际控制权纷争史》 界面
《 张汝京 中国芯酸往事》混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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